编者按：校史是一所大学的时光年轮与精神基因。自1928年开办医学肇始，至2028年，郑州大学将迎来办学百年华诞。近一个世纪以来，创校先贤筚路蓝缕，学术大家深耕治学，万千学子逐梦前行，这段承载坚守与荣光的历程，值得每一位郑大人铭记传承。值学校正式启动百年办学史编撰之际，特在“郑大故事”中开设“百年办学溯光”专栏，回溯精神微光、凝聚办学共识、赓续郑大文脉，以校史中具体人物、事件、物件等为线索，呈现有温度、可共鸣的校史片段，搭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梁，让先辈精神在新时代回响，以百年积淀照亮前行之路，为一流大学建设注入精神养分、激发奋进力量。本期聚焦郑州大学原副校长、中文系首任系主任龚依群，追忆其建校办学、薪火相传的赤诚事迹，让先贤精神润泽后世、激励今人。

龚依群（1912—2007），原名龚业杰，字子俊，曾用名龚亦群，湖南湘潭人。1956年4月，受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委派，龚依群来到河南担任郑州大学筹建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河南省副省长、郑州大学校长嵇文甫（1895—1963）全面落实建校工作。此后，他在郑州大学工作近二十年，历任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副校长、副书记等职。龚依群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他也将毕生心血献给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东北行政学院等学校都留下了他创业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教育学院等高校，他也洒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我们回望龚依群的建校办学之路，愈发感念其为郑州大学及中文系倾注的赤诚与心血。

一、扎根中原，筹建郑大

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迁至郑州。鉴于中央曾有沿海高校内迁的决定，加上河南新省会需要一所综合性大学，1955年8月，高教部决定将青岛的山东大学迁往河南省新省会郑州。同年8月中旬，山东大学教务长刘椽、总务处主任秘书董树德率山东大学迁校先遣队到达郑州，并分别担任建校办事处正、副主任，做迁校前的准备工作。

1956年2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规划座谈会，决定集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之力援建一所新大学，将学校命名为“郑州大学”并重新组建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嵇文甫任主任，龚依群任副主任，霍秉权、刘椽、吴富恒、崔成、王岳、董树德任委员。同年4月，龚依群、刘椽等人在郑州加紧落实郑州大学的筹建工作。据龚绍东回忆，父亲龚依群在1955年底就已动身南下，此后几个月间一直兼任东北人民大学教务长一职，1956年初才接到高教部的正式任命，全家于1956年夏抵达郑州。

据《郑州大学大事记》记载，从4月至8月，龚依群先后主持召开了四次筹委会会议，以及数次办公会、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会议内容包括图书仪器采购、经费预算、基建工程进度、教师调配等，涉及学校工作的诸多方面。在河南省、郑州市的大力支持下，郑州大学校园建设工地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教师选聘、人员调配等各项筹备工作亦同步紧锣密鼓地推进，各方凝心聚力，全力保障九月如期开学。据龚绍方记述，当年龚依群手持周恩来总理亲笔手令，直接到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选调骨干教师、年轻干部、实验设备与图书资料等，在极短时间内基本调齐了足以应对同时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以及中文和外语专业系所需的主要教育资源，创造了五个月创建一所新大学的“郑大速度”。

1956年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中）视察教学大楼建筑工地，右二为龚依群

建校初期，龚依群（右）与嵇文甫（中）植树，扶树者为校办主任陈一君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建设，1956年9月15日，全校师生员工共同集会，召开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同年12月，高教部任命龚依群为郑州大学副校长，霍秉权、刘椽为校长助理，均由周恩来总理签发。1957年，龚依群被选为中共郑州大学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第一排右二为龚依群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龚依群作为分管学校行政与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始终事必躬亲，全力维护正常的教学与生活秩序。他坚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多次面向全校师生作《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等专题报告。他牵头组织协调招生、人才培养与毕业生就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周密部署新生分班、教学计划制定、毕业生分配等具体工作，竭力保障办学秩序不乱。教授治校、学者治校是龚依群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在教师座谈会上，他积极号召“老教师要带好徒弟”，勉励中青年教师制定系统读书计划，力争十年内在教学、科研与学术研究上取得优异成绩。据与他多有交往的同事和学生回忆，龚依群是一位学者气质浓厚的教育家，凡事皆以教学、科研为根本。他也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多次强调，要“以教学为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师资培养”，大力倡导认真读书、潜心治学的风气。著名文艺学家、曾任中文系教师的鲁枢元晚年拜访龚依群，老校长殷殷叮嘱：“专业务必精益求精。”足见其对学术本位的坚守与对后辈的殷切期许。

二、关于中文系的筹建

在郑州大学建校之初，中文系尚未正式建立，但图书购置、师资筹备等前期工作已在紧锣密鼓推进。据《郑州大学报》记载，1956年底，学校多方筹措资金，集中购入大批珍贵文史典籍：“我校图书馆根据建设需要，最近又从北京、上海、济南、开封、郑州等地采购了大批图书，约20000余册。其中包括数理化文史等类平装书5000余册，线装书10000余册。……百衲本二十四史、明版图书、《大清会典》等，还有县志100余种。”这批珍贵文献为郑州大学文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文献基础。在龚依群积极联络下，郑州大学还委托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等专程赴京、沪采购文史古籍线装书和中文旧书刊，其中从上海古旧书店购到的一批成套明清小说，成为中文系参考资料的一大特色。此事一度引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图书馆界的关注。1958年7月，郑振铎在为新华书店业务研究班授课时特别指出，古旧书店“书存得越多越好，不要一下子卖光”。与此同时，延揽名师也是龚依群心头挂念的事情。著名学者许文雨、李戏渔、顾牧丁等在建校之后的半年内陆续到校，成为校内最早一批文科学者。

彼时，校内各项活动也不乏“中文系”的身影。1957年5月3日，郑州大学举办庆祝“五四”胜利联欢会，《郑州大学报》报道：“五月三日晚，直属教研室团支部和工会共同举办了本次联欢晚会，会议在办公楼会议室举行。到会的除外语、体育、马列主义三个教研室和中文、历史二系的教工外，尚有应邀到会的霍校长助理、陈一君主任、彭雪菘主任和共青团吕瑞祥书记等共三十余人。”这是“中文系”第一次出现在校内公开报道中。

随着诸多中文名家及荆三林、刘铭恕、秦佩珩等历史学者相继加盟，校内建立文史系的呼声愈发高涨。1957年6月15日，《郑州大学报》刊发荆三林文章《郑州大学有充分条件即时开办文史系》，文章指出：“郑州大学是综合大学，只有理科而没有文科，这是大的缺点。……我们是有充分条件开办文史各系的。……以语文系来说，现已到校的有许文雨教授、顾牧丁教授、李戏渔先生等。”

自1957年下半年起，郑州大学加紧筹建中文系的步伐。面对师资匮乏的困难，学校积极联络教育部“重新制定调配师资方案”。根据《郑州大学1957—1958学年需要补充助教计划表》，中文系拟引进文艺学、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方向教师共5名。同时，学校组织已到校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准备工作。9月2日，校务委员会通过《郑州大学1957—1958学年第一学期工作计划纲要》：“加紧进行中文、历史两系的筹建工作，继续配备师资，并组织已到校教师制定教学计划，进行备课，准备教材，争取明年秋季建系招生。”纲要同时提出文、史两系教师应“结合备课进行科学研究”。中文系在建立之初即明确了教学、科研一体的办学方向。

1958年春，郑州大学召开中文系筹备会议，建系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5月2日，《郑州大学报》头版报道：“我校中国语文系目前正在积极筹建，下学期即开始招生。4月21日下午在会客室召开了中文系筹备会议，除目前在校的五位中文系的教师参加外，龚副校长，霍校长助理、校长助理室副主任彭雪菘同志，教学行政科副科长李佩允同志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龚副校长主持。会上龚副校长宣布了学校领导小组与行政的决议，中文系的筹备工作由龚副校长主持。”7月7日，郑州大学请示河南省委，申请设立中文、历史二系，并附《郑州大学建立中文系及政治历史系方案各一件》。7月18日，河南省教育厅正式下文批准设立，郑州大学中文系由此正式设立：“7月7日你校报批设立中文系及政治历史系初步方案已悉。经研究并请示省委文教部，我们同意你校意见。关于招生问题，可还与省招生工作委员会联系。”旋即，学校任命系主任由副校长龚依群兼任，丁一英任系党总支书记，廖立任系主任助理。至此，郑州大学的综合性大学建制雏形初见，汉语言文学也成为郑州大学首批招生的文科专业。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成立的批文，1958年7月

龚依群在担任副校长、系主任期间，说话声音柔和，面带微笑，平易近人，颇具长者风范。1958级新生到校不久，中文系同学在老师指导下成立了文学评论组、电影评论组、戏剧评论组，讨论当前文艺问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集体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初稿。同学们还自发创办系刊《近卫军》油印小报，龚依群题写报头，鼓励同学们进行文学创作。至1959年“五一”前夕，学生创作出300余篇文艺作品和10余篇论文，部分作品发表在《奔流》《百花园》《郑州日报》等报刊上。龚依群十分重视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在他的邀请下，昔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者、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贺敬之，以及文艺理论家宗白华等知名学者先后到校讲学。专家学者的到访浓厚了校园人文氛围，传承了红色文艺精神，为学科后续发展筑牢了思想根基与学术底色。

郑州大学中文系首届毕业生合影，1962年9月，第一排居中者为龚依群

三、坚守学术初心，立说发声

龚依群的学术工作集中在文艺理论领域。他涉猎广泛、见解深刻，留下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成果。龚依群在延安鲁艺即开始从事列宁论文艺、美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经过延安大学民族学院、东北行政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及郑州大学共二十多年的持续深耕，到1966年已基本完成专著初稿。遗憾的是，这些初稿不幸遗失。当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国内出版传播后，龚依群积极参与相关学术讨论，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通过开展学术讲座，广泛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等，以学术之力传递正确思想。他深耕鲁迅文艺思想与作品，发表《关于鲁迅小说的几个问题》等力作，分别从文艺理论、小说创作等维度系统阐释鲁迅的思想精髓与艺术成就。他还发表《刘禹锡与竹枝词》等文章，探寻民歌的文化底蕴与艺术特质；深耕唐诗研究，创作的论诗绝句《唐代诗人赞百首》收录于个人诗集，尽显古典文学素养。

在文艺批评与创作领域，他始终保持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常年发表剧评、影评与小说评论。1961年，其《论“含蓄”》一文在河南引发广泛讨论，以深刻的艺术见解推动文艺批评的深入发展。他牵头参与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与同仁共同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该辞典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闲暇时间，龚依群以笔为刃、以情为墨，兼顾时代使命与艺术追求。抗日战争时期，他满怀爱国情怀，创作了大量大众化抗战诗歌，连续发表于桂林文艺刊物《新道理》上，以质朴有力的笔墨宣传抗战。离休之后，他重拾诗笔，以古典诗词的形式抒发情怀、记录时代，出版个人诗集《自学轩吟草选录》。

四、郑大中文学科的传统与底色

郑州大学中文系有别于其他高校中文学科的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在于其鲜明的红色基因。明确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科优势，培养出具有郑大特色的中文人才。

回望中文系早期优秀学者，每一位身上都镌刻着家国天下的赤子胸怀。1939年，顾牧丁在四川结识贺敬之、程云平等人，受到《笔阵》主编萧军的鼓励，并经其介绍认识何其芳。他创办《诗星》刊物，旨在号召民众积极抗日，痛斥日寇侵略行为，该刊一度成为贺敬之“少年诗歌创作的园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大学南迁，作为学术助手的李戏渔留京照看冯家旧宅，“闭户深居，不与敌伪来往”。1956年底，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刘维汉放弃香港的优厚条件返回内地，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1957年1月，他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并对亲友说：“我奔波半生，一无所成，实感对不起党和人民，今后我要参加教育界先进组织，为党的教育事业尽毕生精力。”

在20世纪上半叶，诸位先辈尽管经历背景各异，但在国家命运、民族大义面前，始终坚守家国担当，以顽强意志与满腔赤诚，书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龚依群将安吴青训班、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红色精神与优良传统薪火相传至郑州大学，让甫一创立的郑州大学及其中文系，自诞生之初便深植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这份独有的红色底蕴，正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区别于其他高校中文学科的鲜明底色，也是郑大中文人的骄傲所在。（梁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