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校史是一所大学的时光年轮与精神基因。自1928年开办医学肇始，至2028年，郑州大学将迎来办学百年华诞。近一个世纪以来，创校先贤筚路蓝缕，学术大家深耕治学，万千学子逐梦前行，这段承载坚守与荣光的历程，值得每一位郑大人铭记传承。值学校正式启动百年办学史编撰之际，特在“郑大故事”中开设“百年办学溯光”专栏，回溯精神微光、凝聚办学共识、赓续郑大文脉，以校史中具体人物、事件、物件等为线索，呈现有温度、可共鸣的校史片段，搭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梁，让先辈精神在新时代回响，以百年积淀照亮前行之路，为一流大学建设注入精神养分、激发奋进力量。本期刊发韩庆祥校友回忆文章，从法国梧桐、文科楼、金水河与三尺讲台入手，追溯那一代学人精神成长的原点。

1977年冬天，豫西北村庄寒风呼啸，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重新点燃了我求学的希望。早年我曾错失上高中的机会，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白天在田间劳动，夜晚在灯下苦读，书页上沾满了泥土与汗水。经过自学和备考，1979年，二十二岁的我以初中学历考入郑州大学政教系，一年后分科，转入哲学专业。那个秋天，我的人生从豫西北的黄土路拐上了另一条轨道。

去报到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把新被塞进皮袋，上面盖着几件换洗衣裳。下着绵绵细雨，黄土路泥泞难行。我背着行囊，母亲扛着自行车，从村庄往县城赶。她弓着背，自行车压在消瘦的肩上，雨水顺着头发淌过脸颊，滴在泥里。我跟在她身后，踩着她留下的脚印，一深一浅。到了汽车站，车还没来，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绢，擦了擦脸，又擦了擦我的脸。粗糙的手轻轻抚过脸颊，那份温热我记了一辈子。“到了城里，别给家里丢脸。”她说。我“嗯”了一声，喉间却渐渐哽咽。从县城到郑州，要过黄河大桥，公共汽车颠了好几个小时。车在公路上晃，我靠着椅背想象大学的样子：是不是像县城那栋三层小楼？后来才明白，一所大学给人的东西，远不止初见时的楼和树。

韩庆祥教授

校门

到郑州时雨已经停了。校门旁，“郑州大学”四个字在雨后格外清晰——那是郭沫若先生1956年学校创办之初题写的校名。“郑”字一横沉实，如根扎进大地；“州”字三点垂落，似水珠入河，开阔而流动；“大”字撇捺开张，如人舒展双臂；“学”字末笔微微上挑，收束处透出一股昂然之气，似人昂首远望。我仰头凝望许久，把皮袋换了个肩，迈了进去。

路两旁梧桐树夹道而立，树干笔直，叶子被雨洗得油亮。高年级同学领我去宿舍，途中我停下脚步，望着操场和教学楼，心里忽然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庄重：从此要在这里读书、想问题，找一条自己的路。一定要好好读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郑大人。

梧桐

跨入校门，林荫道上的法国梧桐首先映入眼帘。它学名叫二球悬铃木，是1956年建校后栽下的行道树，到我们入学时已经长得遮天蔽日。树干粗壮，树皮白而斑驳，树冠从路这边搭到那边，在头顶合拢。盛夏时林荫道外骄阳似火，一走到梧桐树下，热气立刻被隔开，阳光被密密层层的叶子筛过，地上只剩碎碎的光斑，整条路凉丝丝的，仿佛一条与世隔绝的绿色长廊。梧桐四季各有风致。春天新叶薄得像蝉翼；夏天叶子长厚了，深绿油亮，风一吹，满树清影摇曳；秋天最好，叶尖先镶一圈金边，然后整片转黄、转褐红，飘下来，我们踩着落叶去上课，脚下沙沙响。我常捡一片好看的叶子夹进书里，叶脉清楚得像一张地图。冬天叶子落尽，枝干向四方撑开，反而更见筋骨。后来我见过南京街头的高梧桐，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林荫道上走过。那些树同样令人难忘，可没有一条路能像郑大这条林荫道一样，让我闭上眼还能闻到风穿过树叶的味道——那是“一切都还来得及”的味道。

法国梧桐

梧桐给我的印象，尤其在于它的宽厚与沉静。年复一年，它伫立路旁，为往来的师生遮蔽烈日，也为独行者留下一处安静思索的空间。它不以繁花引人注目，却以长久的守候，成为校园生活中温暖而可靠的陪伴。去年回郑大南校区，梧桐比记忆中更粗了，树冠也更大了。我站在树下，阳光从叶缝漏下来，恍惚间又看见二十二岁的自己背着书包从树下走过。从豫西北到郑大，经吉林大学到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再到中央党校，那片绿荫一直在。

文科楼

文科大楼（14号教学楼）1959年建成，砖混结构，中间六层，两翼五层，中式气韵与苏式骨架融在一起，到我们读书时，墙面已被岁月浸出一层旧色。宽大的水泥楼梯被无数学子的脚步磨得发亮，走廊里足音回响。阳光照进教室，不是刺目的，是温厚的金色，像薄薄一层蜂蜜铺在空气里。坐进去，窗外的梧桐、远处的操场、隔壁传来的读书声，好像都和“求知”这件事连在一起，人自然就安静下来，愿意听，愿意想。

文科大楼（14号教学楼）

楼前有一片花园空地，春天有人坐在台沿看书，抬头是淡蓝的天，低头是树影在地面慢慢移，远处是行人三三两两。对曾在田间劳作、渴望求学的我来说，能这样从容地坐一个下午，本身就是莫大的幸福。毕业后再回去，文科楼还在，只是老了。外墙颜色深了，窗和走廊的灯换过了，大部分文科院系搬走，这座楼后来成为书法学院、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学研究之所，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建筑。可站在楼前，四十多年前气味仍会回来：粉笔、旧书、教室里的读书声、食堂飘来的的饭香。我在文科楼度过的日子，是一生中读书较为集中的一段，许多问题从这里开始，许多方向从这里确定。

讲台

哲学系的第一堂课，我记得清楚。秋阳从文科大楼东窗斜射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薄金。一位男老师走上讲台，把讲义放稳，目光缓缓扫过教室。他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引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后问：求道问学，对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教室很静。那一刻，我第一次从田间的感性世界被领进“道”与“理”的世界，第一次知道哲学能让人从眼前的事物中抬起头来，去看世界和人生的根本。

四年里，每一位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讲马克思通过唯物辩证法实现的哲学变革，有人讲列宁《哲学笔记》中的对立统一，有人讲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里的实践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有人讲西方哲学，从“水是万物的始基”说起；有人讲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可水也能穿石；有人讲庄子《逍遥游》，大鹏九万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有人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我第一次感到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担当。

那时没有PPT，没有网络，一块黑板、几根粉笔、一口乡音，就是课堂的全部。后来走上工作岗位，遇到复杂问题，常会想起某位老师的一句话。那些话像种子，在岁月里慢慢发芽，长成了我看世界的方式。

金水河

文科楼坐落在金水河畔。每天清晨，天刚透亮，河岸便响起此起彼伏的读书声，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合唱。

金水河

河面浮着薄雾，柳枝低垂。有人用河南腔念《论语》，“逝者如斯夫”的“夫”字拉得很长，像要把整条河装进去；有人诵“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声音不大，气韵却像真从胸腔里涌出来。有人在背政治、背哲学、背历史、背外语，我在读俄语。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乡音，汇成同一种声音：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书本把自己撑开。

后来我去过很多城市，也见过很多条河，可没有哪条河能像金水河那样，一想起就带回那一片读书声。那声音一直在，埋得很深，内生出每一位郑大学子的美好人生。

同窗

我们班三十三个人，来自河南各地，口音南腔北调，性格各异。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使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也逐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之间的情谊，都长在一件件平常的小事上。那时候宿舍没有洗衣机，拆洗被褥颇费工夫。班里四位女同学有时两人一组，帮男同学缝被子。周末端着脸盆去水房洗衣，揉搓、漂洗、晾晒，水房里笑语不断，简单的劳动因为有人相伴而轻快起来。晚自习后宿舍最热闹，有人念古诗，有人讲笑话，有人下象棋，有人吹曲子，有人弹提琴。熄灯后谈兴未尽的人还在黑暗里轻声说话，谈学习中的困惑，也谈对未来的期许。窗外梧桐叶被夜风吹得沙沙响，屋内是熟悉的声音。许多平日说不出口的心事，在同窗间得以倾诉；许多一时难解的烦恼，也在彼此倾听与宽慰中渐渐消散。

那份快乐，自然生长于朝夕相处的大学生活。物质条件虽不宽裕，精神生活却充实而丰盈。我们共同经历学习的辛劳，也分享进步的喜悦。身边有一群同样珍惜青春、向往远方的伙伴，平常的日子就有了长久的温度。

四年时光

郑大四年，在我们心里重得像许多年。高考恢复才第三年，我们就能坐进河南最好大学的教室，是时代的幸运，也因此格外知道课堂和书本的分量。

到了大四，气氛忽然紧了。书堆得比枕头高，笔记抄了一本又一本，脑子里塞满概念、论断和原理。备考研究生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泡在书堆里，饭顾不上吃，衣服顾不上洗。马广先和秦小星两位同学帮我洗衣做饭，端着搪瓷盆去食堂打饭，回来把好菜拨到我碗里：“吃，吃饱了脑子才转得动。”衣服脏了，我直接穿马广先的新衣。复习到深夜饿了，他们就端一碗热汤面来，热气扑在脸上。那碗面没有山珍海味，可它比什么都重——它让我知道，这条路我不是一个人在走。

后来我考上吉林大学哲学系。拿到通知书那天，马广先和秦小星比我还高兴。梧桐叶在头顶沙沙响，阳光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低头看“吉林大学”四个字在光里发亮，忽然想起四年前那个下雨的早晨，母亲弓着背走在泥泞路上送我去车站。她说“别给家里丢脸”，我想，我没有辜负她。

那一年我们班有四个人考上硕士研究生：两位去北大，一位去吉大，一位去武大。四个年轻人从郑州出发，去了不同的地方，在各自领域扎下根。可不管走多远，根都在郑大，在金水河畔，在文科楼的台阶上，在那四年被激情烧得明亮的岁月里。

回眸

如今我住在北京五环外。窗前静坐时，偶尔会想起当年的校园：旧书和粉笔的气味，搪瓷盆里热汤面的香味，水房里泛起的肥皂泡，还有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同学挤在一起散发出的那种莽撞而纯洁、初醒而肯拼的朝气。细节看似寻常，却最牵人。

四十余年间，郑大变了，也没变。2000年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郑州大学，办学格局焕然一新。新的校园承载着更多年轻人的理想，老校区在岁月里继续呼吸。金水河没有变，法国梧桐没有变，那种刻苦、踏实、互助的校风没有变，老师对讲台的敬畏和对学生的爱没有变，哲学课堂上被种下的追问也没有变。

郑大到底给了我什么？我想了想，是六样东西。校风好：学风浓，肯奋斗，互相拉一把。老师敬：痴心教育，敬畏讲台，爱生如子，用学问讲道理，用品格打底子。学生勤：骨子里有一股刻苦认真的劲，不用人催，像饿了很久的人扑在书上，不浮不躁。同学和：三十来个人拧成一股绳，冬天缝被子有人搭手，考研有人带饭打水，熄灯后有人听你说心里话。环境美：金水河环绕，文科楼安静，法桐遮天蔽日，比风景更好的是氛围——清晨河畔的读书声，课堂上被点燃的追问，图书馆里翻书的沙沙声，整所学校像一块吸铁石，把人的心吸在“读书”二字上。人才济：从这片土壤里走出了大学校长、院士、国家一级教授、高级干部、企业家和知名学者，我们班四个读研的人后来各骋所长。这块地不挑种子，只要你心有所向，它就让你往上长。

这六样，是我对母校最朴素的认识，也是最深的感激。没有华丽的辞藻，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出来的。

谨以此文，献给以“课比天大、研比地厚、德比石坚、心比海阔、坐比岁长”为根基的母校郑州大学，献给郑州大学哲学系七九级全体同学，献给至今健朗的老师们，献给坚守在母校默默奉献的田西和同学，献给文科大楼和法国梧桐，献给金水河畔每一个黎明，也献给那个一去不复返、被激情燃烧得明亮澄澈的八十年代。

我想你——郑州大学。（作者：韩庆祥，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