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校史是一所大学的时光年轮与精神基因。自1928年开办医学肇始，至2028年，郑州大学将迎来办学百年华诞。近一个世纪以来，创校先贤筚路蓝缕，学术大家深耕治学，万千学子逐梦前行，这段承载坚守与荣光的历程，值得每一位郑大人铭记传承。值学校正式启动百年办学史编撰之际，特在“郑大故事”中开设“百年办学溯光”专栏，回溯精神微光、凝聚办学共识、赓续郑大文脉，以校史中具体人物、事件、物件等为线索，呈现有温度、可共鸣的校史片段，搭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梁，让先辈精神在新时代回响，以百年积淀照亮前行之路，为一流大学建设注入精神养分、激发奋进力量。本期聚焦郑州大学治学广博、立德树人的知名教授秦佩珩先生，追忆其深耕经济史学、开拓学术疆土的不凡成就，感念其诲人不倦的育人情怀与爱国民主的坚定追求，体悟老一辈学者兼济家国、淡泊守正的崇高风范。

秦佩珩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是河南民进的创始人。秦佩珩是山东安邱人，1914年出生在汶水河畔柳暗花明的李家庄。那里林深景幽、山青水碧，先生在自传中语称：“林深曾经宿翡翠，家在沂山汶水间。”由此不禁想起了范文正公赞颂严子陵的千古绝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秦佩珩先生

充满风姿的学术人生

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八岁时离家到100多华里外的益都第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青岛汇泉中学，后辗转就读于济南东鲁中学、德州省立第十二中学。1934年考入北京育英中学，在校期间参加育英中学学生自治会，并编辑出版《育英半月刊》。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

秦先生兴趣广泛，在燕大除了学习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经济史、国际汇兑等必修课外，还选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盼遂的“《论衡》研究”、梁启雄的“《荀子》研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齐思和的“近代史”和“世界史”、洪煨莲的“太平天国史”、陆志韦的“心理学”、梅贻宝的“哲学”、布多马的“莎士比亚”……胡适曾言，塔基有多大，塔身有多高，先生涉猎至广，知识至博，终于成就了他在历史学、经济学、文学(散文、小说、诗词、戏曲)包括译著等方面的卓越成就。难怪有“燕园梅兰芳”之称的文学大家郭绍虞盛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才难得”，并乐为之著作作序。朱自清先生在成都与先生同校授课，对先生有关“经济史研究与史部目录学关系”的观点亦给予高度评价。大学期间，他勤奋刻苦，涉猎广泛，主修经济学，主编《经济学报》，还兼修文学和史学，发起成立燕京文学社，参与创办校园刊物《燕京文学》《燕园集》《文苑》等，出版有散文集《椰子集》和吴梅村诗研究丛书《秋窗忆语》《勺园漫笔》等，还在《燕京学报》《文学年报》发表《吴梅村〈殿上行〉本事质疑》《吴梅村〈江上诗〉考证》等论文；在《辅仁文苑》《覆瓿》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显露了文学才华和学术素养，深受郭绍虞、齐思和、邓之诚、凌叔华等教授的推许和奖掖。

《秋窗忆语》

大学毕业后，他任教于天津达仁商学院。因不堪在日寇铁蹄下谋生，辗转流寓四川成都，自1942年至1947年，先后受聘于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和川康农工学院，教授欧洲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商业史、工业史、货币学、市场学、《资本论》专题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与谢文炳、周太玄、朱自清、李源澄、陈筑山等进步学者多有交往，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他还发表了《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吴梅村诗与〈鹿樵纪闻〉》等学术论文，出版了小说集《埋情记》、诗集《春蚕集》、四幕悲剧《沧海月明珠有泪》等文学作品。

《沧海月明珠有泪》

1947年夏，秦先生应聘前往西安担任西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兼任铭贤学院（西安分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教授。1948年又转赴长沙湖南大学，教授社会经济史、货币学、保险学等课程。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转任湖北中南财经学院教授。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经济学和经济史论文，编撰出版了《保险学大纲》《货币银行学》《英美法银行制度》《中国国民经济史讲义》等论著、译著。

1956年，河南筹建郑州大学，他应邀北上，一直担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80年，他主持的专门史（明清经济史方向）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他亲自开设明清经济史、明清史料研究、史部目录学、《资本论》研究等多门课程，先后培养了四批硕士研究生，同时焕发学术青春，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6月29日，因突发心脏病在郑州逝世，享年76岁。

博学多闻的学术成就

秦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事业，传统学术功底深厚，作风严谨，兼通外语，视野开阔，又极富才情，涉猎广博，在史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潜心用力，卓有建树，留下大量论著和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众口皆碑的学术造诣

中国社会经济史是他较早开拓并卓有成就的学术领域。早在1940年代初期，他就奋力编撰近百万字的《明代经济史》一书，得到齐思和、邓之诚等史学大家的赞赏，齐先生所作的序言曾发表于《工教学生》杂志。这部书稿不幸于南下时随衣物失落，造成了终生遗憾。此后40多年间，他在该领域持续开拓，上自商周，下讫近代，而以明清经济史为重点，发表学术文章近百篇，出版《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两部论文集，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土地、赋役、城市、交通、财政、货币、人口等多个方面，立论翔实，见解独到。对于史学界广泛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课题，他做出了系统的探索，所持论点得到广大学界同行的重视和赞同，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较高声誉。他还撰写了《清代经济史稿订存》《南诏史渊源略论稿》《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剩稿》等书稿。先生在史学领域辛勤奋斗、不断开拓，特别是在明清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和他培养后辈“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得到了史学界同仁的称赞。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长期论辩纷纭的重大问题之一。早在1962年，先生的《论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一文独树一帜地提出：在十六、十七世纪之初，我国农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发他人所未发。先生在论文中明确指出：“就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来看，应该说是一个末期的封建社会。它和以往的封建社会不同之处，就是在它的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当时生产关系中就愈显得复杂了。”对此学人评价：“若纵观全文，尤其是留意一下文中所征引的上百种古今资料，你不难看出，作者的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站在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本着严肃、求实的科学态度，积多年之功，刻苦钻研而得出的。”进入80年代，先生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开端》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的登上历史舞台，致使农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从隆万到乾嘉，形成一个马鞍形。这是为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边疆史是多年来国内史学家日益重视研究的领域，先生的另一学术贡献在于边疆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他在这方面可谓见识较早、用功很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深入西南边疆，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建国后，配合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多次到东北、西北、西南实地考察、讲学，呼吁开展边疆民族经济史研究。例如对东北经济史，他认为无论从生产、边防、文化遗产、国际技术交流还是现实性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意义。先生曾三次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黑龙江外纪〉所反映的清代黑龙江社会经济》《清初黑龙江社会经济的初步考察》等多篇论文。先生对云南边疆经济也很有研究，在《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一文中对明代向云南移民和军民屯田问题作了深刻分析。他将明代向云南的移民情况分为留戍、仕宦落籍、谪戍、政治变动与逃亡、工商业者流寓、文人流寓、宗室藩封等七个方面，并指出“人烟稀少的云南随着移民而人口大幅度增加，促进了边疆封建经济的发展。”《明代滇贝巴小录》一文，则填补了关于滇贝巴研究的空白。先生认为：贝巴即贝的使用。贝巴在云南滞留很长时期，直到明清之际才予以废除，这一变化是明代云南商品生产及交换的逐渐发展和明代后期货币经济取得重要地位的反映。他身体力行，撰写《南诏社会经济渊源略论稿》《明代云南经济史述略》《清初黑龙江经济的初步考察》《清代敦煌水利考释》等，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很好影响。他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多篇论文，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先生还十分重视对民族史的研究，《试论南诏史的研究》《有关南诏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南诏史中语言和宗教问题的探索》《契丹货币问题探源》《明代蒙汉两族贸易关系考略》都是这方面的力作。特别是先生关于南诏语言、宗教的研究，认为南诏通用汉文，但由于系出羌族，文化上受氐族影响，所以在南诏语中外来语因素颇多。还认为南诏信道教、崇信三官，不排斥佛教，并受摩尼教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和宗教界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经济学是秦先生读书、教学的专业方向。几十年来他曾开设10多门经济学课程，其中在不少领域都开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的《保险学大纲》等教材就具有开创之功。抗战胜利后，他在报刊发表的《从经济史的立场观察我国工业问题》《战后我国利用外资问题之商榷》《从通货膨胀的路到通货整理的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经济》等一系列经济学评论也都具有较大意义。

秦佩珩先生所著《保险学大纲》

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是秦先生一生耕耘的又一重要领域。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北平校园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散文、小说、新诗、戏剧等多个领域，创作发表了大量作品，以散文创作成就最高、影响较大。中年以后，他又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自编为《喜竹楼焚馀》《霜红楼剩稿》《忆梅园抄存》《密止堂杂咏》《萝月斋梦草》等集，大都情景交融，格律讲究，允为精品。其文学研究则集中于明末清初，尤其钟情于吴梅村，对吴诗本事的考证疏解，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

（二）“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育人精神

先生说：“昔人诗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余亦正有此感。”先生一生非常注意栽培后辈，关心学生，经常将自己治学体会心得、应走的途径介绍给大家，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先生在《史舟习驶》一文中说：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必须通过一些科学的、有效的方法，才能取得一点成果或效益。他认为，经济史研究首先是选题问题，题目选对了，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选题应有几个标准，择要而言，一是应当联系当前社会实际，也就是要处理好选题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应当填补史学上的空白，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有较少经验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填补历史研究上的空白问题，不宜抓过大过宽的问题，而对于一个有较深修养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又不宜抓过小过狭的问题。先生的这番话对于史学界新人，可谓语重心长，经验之谈。

秦佩珩先生为研究生授课

秦佩珩先生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答辩会上（左起：秦佩珩、王天奖、胡思庸、史苏苑）

秦先生给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八一级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三）学以致用的创新精神

秦先生对于治学主张学以致用，主张创新，提出了自己许多新的见解、新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史园地中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曾发表《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等，主张“文必有益于世，治学领域必须扩大和结合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来研究，否则穿旧鞋走老路是没有前途的”。在经济史研究中，先生非常注意薄弱环节，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在其晚年，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三赴东北，两次光顾甘、青，以及剑川、大理，其目的是探讨满、蒙古、朝鲜、锡伯、藏、白、彝等族的经济史。先生曾言“我治经济史，不大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喜欢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写些有中国特色的文章”。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在研究方法上，先生亦有脱俗之处，不仅注意横的比较，更为人称道的是他还将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先生曾言：“控制论的方法就是研究人类内部的控制和通信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法一体化结构，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找出其与外部事物的相互制约及其内在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历代社会经济的真相，从而找出其发展或阻滞的规律性。这种带有本质性的史的发掘，不独在当时，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我看还是有其借鉴意义的。”这种运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也正是今日学界大力呼吁和提倡的。

先生是一位异常勤奋的学者。他搜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文献、方志、笔记、文物等都广为收揽。他说：“搜集资料，照我想来，所搜集的史料的幅度还是愈广愈好。”为了搜集到更多的实地资料，国内河山史迹大都有过他的足迹。新中国成立以前，他曾只身赴云南边疆，调查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奔赴西北和东北进行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生是身体力行者。

先生说“余嗜经济史近五十年”，所以在治学上他很关心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经济史和历史学一样，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如何使中国经济史研究适应社会主义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走上新途径，早日结出丰硕成果，是先生多年一直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此问题，他先后发表了《史海夜航——我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论东北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及经济史资料的编辑问题》等文章，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上述论文中，先生针对目前经济史学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经济史工作者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就是找出经济运动的固有规律，利用它为自己的一定目的服务。先生指出：要治好经济史，必须精通历史学和经济学，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有些治经济史的同志，愿望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对头，他们只注意历史知识而不注意经济资料，或者只注意经济资料而不重视历史知识。这样，想把经济史搞通、搞精，实在是南辕北辙。在研究方法上，先生说：研究经济史不能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要从具体史实出发。先生特别对当时的一种不好的研究风气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希望引起注意。先生说：

“目前有一种风气极不好，那就是不热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危险的。不懂或不精通马列主义是无法把经济史研究好的，我们年轻时就吃过这样一些亏的。有些同志认为‘史料即史学’，拼命搜集史料，成为‘唯史料论’的俘虏。他们不知道，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多的史料也是没用处的。必须有了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史料才能成为有规律性的东西。有人读了多年书，不能够把井田制、名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的发展，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治了多年史，不能够把租庸调法、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这是为什么？问题就在于资料掌握得多，但是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这样就缺乏指导思想，材料越多，越难统率。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切资料，就会是绳贯联珠，无少缺逸，不会像一团铜钱一样，撒得满地。”

先生的这一看法，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恳切，发人深思。

先生的学术成果体现出广与博的特点，在由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秦佩珩学术文集》中，收集了他关于经济史、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研究的论文66篇、74万字，大体反映了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但文学创作与经济学研究成果则付阙如。如今，七卷本300余万字的《秦佩珩文集》，历经广泛收集整理，较全面地展现出先生多学科、多领域的成果，即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秦佩珩文集》

高尚的人格魅力与贡献

先生举止温文尔雅，常面带笑容，从未见他发过脾气，具有宽宏仁厚的人格魅力。与语，措辞委婉平和，议事条分缕析，使人如沐春风。在生活中，他自奉俭约，不事奢华，布衣疏食，甘于淡泊。他教自己的学生诲人有道，心存厚望，时常鼓励；希望学子抓紧大好时光，刻苦读书，日有所进，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我们都理解师意，并不觉得是唠叨。当时先生已年近七十，仍守在三尺讲台，形劳心瘁，在所不辞，语之切切，情之殷殷，丝尽泪干之精神，让我们颇受感动。

先生才华横溢，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高深造诣，新中国成立前，先生就完成了百万字的巨著《明代经济史》，还发表有关宋代物价、辽代货币、明代朝贡贸易、明代农业、明代水利等方面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有关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明代城市经济、契丹货币、金代货币、清代矿业、徽商、江南人口及边疆少数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文章。文章有部分散佚，今天我们收集到的论著仍有三百万字之多，特别是在经济史方面探讨的深度和领域非一般人所能及，是国内少有的大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专门史硕士点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学位点，可以说这也是凭借着秦佩珩先生在学界的地位和威望所得。今天，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中国古代史一级学科乃至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获得，也渗透着先生的学术传承！

在多党合作之路上谱写华章

秦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民主。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入侵，中国北方沦陷，秦先生辗转南方各大学教书，不愿在日伪政权下效力。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自发地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爱国的文章，大都刊布在《宇宙风》杂志上。《民友》杂志也是一份宣传进步思想的期刊，对国民党腐败统治极为不满，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先生受其感召，也常是《民友》杂志的撰稿人。这时先生的写作大都和国家的局势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如《关于郑成功》《明代第一流外交家左萝石》等，宣扬的是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闻一多被暗杀后，他置白色恐怖于不顾，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哭闻一多先生》等文章，并且还把自己的爱子取名为秦闻一，受到爱国民主人士的称许。先生的民族气节、爱国进步思想也使我们深受感召。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河南省民进的创始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他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直属河南省支部主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配合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1979年10月，他出席了民进中央全国代表大会，受命组建河南民进。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1985年民进中央直属河南省支部正式成立，先生出任支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河南民进配合党委的中心工作，不断开展有益活动，时刻与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并经受着风浪考验。支部成立时才有十来名成员，在发展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成员的个人品质、入会动机，哪怕慢一点、少发展一点也要确保这支队伍的质量，品质不好再有才能也不能吸收。每逢静下来思考民进的工作时，秦先生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他讲得何等好啊！他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坦诚地检查我们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绩也有遗憾……今后我们既要时时刻刻严格把关，又要处处把关，这样才能确保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征程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张民服/文）

1988年时任民进中央直属河南省支部主任的秦佩珩先生在长沙召开的民进中央六省工作会议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