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校史是一所大学的时光年轮与精神基因。自1928年开办医学肇始，至2028年，郑州大学将迎来办学百年华诞。近一个世纪以来，创校先贤筚路蓝缕，学术大家深耕治学，万千学子逐梦前行，这段承载坚守与荣光的历程，值得每一位郑大人铭记传承。值学校正式启动百年办学史编撰之际，特在“郑大故事”中开设“百年办学溯光”专栏，回溯精神微光、凝聚办学共识、赓续郑大文脉，以校史中具体人物、事件、物件等为线索，呈现有温度、可共鸣的校史片段，搭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梁，让先辈精神在新时代回响，以百年积淀照亮前行之路，为一流大学建设注入精神养分、激发奋进力量。本期聚焦郑大文科楼，回望一代代中文名师深耕治学、立德树人的初心坚守，品读往届学子扎根母校、情系郑大的赤子情怀，在师生温情与文脉传承中，触摸郑大办学底蕴，续写百年学府的薪火荣光。

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最是难忘的地方是哪里？我的回答是：第一是故乡，第二是母校。故乡，那是给予你生命和早期成长的地方；而母校（尤其是大学）则是赋予你知识、促使你心智成长并走向成熟的地方。

2015年6月，广东省郑州大学校友会成立，我有幸作为校友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在题为《母校恩大 校友情深》的发言中，我这样说道：“1973年夏末秋初，我从偏远的豫西南第一次走进郑州大学；2001年岁尾，南迁深圳。我在郑州大学读书、工作、生活了近30年时间。一生的黄金时段是在母校度过的，我的心、我的情也永远地安顿在那里！岭南广袤，南国锦绣，却托不起思乡之情；南北迢遥，关山万重，亦难阻回望中原的目光。母校的每一步发展、进步都在吸引着我，感动着我。我相信，此情此景是每一位在粤校友的共同感受。母校培养了我们，如同父母之于儿女。这是一份相伴终生的情感和财富，我们会永远地保存并珍视这份财富！”发言结束后，许多校友尤其是年轻校友纷纷走向我，动情地说：“师兄呀，你都把我们讲哭了！”对我来说，这只是如实说出自己的感受，丝毫没有煽情的意思。人同此心，可见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合校前的郑州大学（即现在的郑州大学南校区），东门是正门，面对大学路，正对大门的是行政大楼。说是大楼，其实并不大：正面四层，左右各三层。20世纪70年代，那时的郑州大学没有高楼，没有电梯。行政楼背后是操场，操场以西便是教职工生活区了。

理工科楼分布在行政楼的南北两侧，教学楼、试验室全部集中在这里。教学区再往北是学校礼堂兼餐厅，以及澡堂和学生宿舍。文科楼则在学校的西北区。听说，文科楼（又名14号教学楼）最初是工科楼，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工科调出组建郑州工学院，郑州大学的文科就在这座楼里安了身。

文科楼西南角是一座简易的一层建筑，空间很大，用作餐厅和雨天的体育活动场所。文科楼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北门外几十米就是中原路，南面直到金水河边，全是大片的野地。地面荒草疯长，地上树种单一，白杨树一株株孤独地站立着。那时在校学生人数少，四周地方又大，显得空空荡荡。夏天一到，白杨树上蝉鸣不绝。

几年的大学生活，除了女生要到学校东门北边的宿舍区居住，男同学则吃住、上课、活动全在文科楼上下。在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我和同事也一直住在文科楼上。在母校读书、工作的故事全都发生在这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有趣的灵魂，都在这座大楼里或擦肩而过，或正面向我走来，然后驻足、交谈。

从金水河方向望去的文科楼（14号教学楼）

细心的读者一定从我上面的文字中看到了我的教育背景。是的，我是1973年入读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我高中读完即回乡务农，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很快被选为民办教师。对我自己而言，当时的确有点稀里糊涂，但丹水全区下辖七个人民公社的语文老师，居然集体到我们学校观摩教学，听我讲课。假期，我又被抽调到区里写材料；还曾作为教师代表，在暑期全县教师大会上发言。正是这些为我赢得了荣誉，使我获准推荐参加当年的高招考试。那一年是推荐加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被郑州大学录取。事后我听说，郑州大学派往西峡县招生的“工宣队”曹老师，在我考试的时候，特意走到我的座位旁站了一会儿。听说是县里负责招生的同志在介绍西峡当年考生情况时特别提到了我，于是曹老师便借巡考之机顺势看一眼，算是目测吧。曹老师是一位非常实诚的人，他并不属于中文系。入校之后，我还去拜访过他。

工农兵学员多数是工作生活在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部队战士。我们那一届，毕业时个别留校，少部分充实到省直单位，大多数回到了基层。他们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同成绩，在不懈奋斗中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正应了那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事如棋局，人生难料；天道酬勤，人间厚情。回首走过的路，聊以自慰的是自己没有愧对母校的培养。

“文科楼”（14号教学楼）现已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细细想来，打从入读中文系，一晃竟已五十多年。半个世纪呀！当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除了个别健在的，大都已经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历历在目。

若论郑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实力，在我的理解中，当时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语言学专业。当时的现代汉语界有“三分天下”之说，张静老师的功能语法学派居其一。他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是当时教育部审定的全国高校三种现代汉语教材之一。以一所地方院校而跻身国家团队，实属难得。他的其他著作《汉语语法问题》《语法比较》《词汇教学讲话》等在学界影响深远，奠定了汉语比较语法学的基础。他的语法研究注重从语言的功能和运用角度出发，分析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语法现象，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语言学专业张桁老师的古代汉语研究也卓有成就。张静老师后来离开了中文系，先是在信阳师院做院长，继之调任河南省教委任副主任。不久，张桁老师也担任了郑州大学副校长。我在想，如果他们两人还在学术一线，后来的博士点申报时，最先获得授权的肯定是语言学专业。

张静老师平日不苟言笑，给人以威严感。每周的行政例会，他总是稍晚一会儿走进会议室，手里端着一个紫砂茶杯，放在面前。他讲课，专挑权威文章的语法毛病。台下的学生没有见过世面，有时不免错愕，而他则是一副确论在我、气定神闲的神态。

关于张静老师的个人生活，有许多有意思的话题。听其他老师说，他一心学问，不事家务，连孩子都不曾去管。我倒见过另外一番风景：他抱着孙子在生活区来回走动，不时还会停下脚步逗逗孙子。周围的人说，自从有了孙子，他似乎变了个人。这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隔代亲”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此之谓也。血缘之亲，不绝如缕；人同此心，天下一理。

2001年春末，我在北京与吉炳轩见面。我们同为郑州大学中文系校友，他于1975年入校，低我两届。那时他还在国家广电总局，之后很快去了中宣部履新。他告诉我，一次张静老师来到北京，他们见了面。张老师对他说：“你们同学中，陈继会的学问最好。”听后，我许久无话。我知道这是老师的谬奖，但还是被其中的鼓励所感动——在张老师严苛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对学生充满关爱、温暖的心。

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也是一个名师汇聚的团队，藏龙卧虎。著名红学专家蓝翎（杨建中）老师一度任教中文系。杨老师早年暴得大名，后来却时运不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南商业部门，1961年转至河南省文联《奔流》杂志社做编辑，1974年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师。杨老师高挑清癯，略有点驼背，为人低调温润，说话慢声细语，温文尔雅。他给我们上《〈红楼梦〉研究》课，讲到激情处，臧否人物，指点江山，“本性难移”，不改旧风。

私下里，我们曾给杨老师取过一个外号：翻译官。因为杨老师的缘故，中文系请来了许多红学大家讲学。老先生们年岁大了，一般都是坐着讲，加之有的先生方言很重，于是杨老师就担负起板书和翻译的工作。一场讲座下来，只见杨老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那情景就像是他在讲学，而主讲的老先生反倒像个听讲人。后来，杨老师返回北京，重回人民日报社，后任文艺部主任。

杨老师于我有情。留校任教的第二年，我因交通事故住进医院。杨老师去医院探视之后，带着同为中文系学生、低我两级（1975级）的西峡同乡刘佳欣，到他家为我做饭。杨老师亲手教他做了一桶鸡蛋面疙瘩。佳欣告诉我：“杨老师说，住院整天躺在床上，活动少，喝点鸡蛋面汤有营养，好消化。”佳欣后来把这事写成了一篇回忆散文《红学大家教我搅面疙瘩》。事小情大，我一直感念在心。

虽然五十多年过去，我们似乎依然可以听到曾炽海老师当年古代文学课堂上诵读屈原《离骚》的声音——那声音像一种弥漫着楚地浪漫风情的幽怨乐音，从远处缓缓飘来，令人陶醉。曾老师祖籍广东清远，南人北腔，普通话柔婉有味。他读课文，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是吟唱，听者极其享受。譬如全篇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便先声夺人。第一个字“帝”，他的声音拖得较长；“高阳”“苗裔”四字正常节奏；“之”声音稍长；“兮”字则拖腔更长；到了“朕”字声音突然变短，“皇考”二字平常节奏，“曰”字音稍加长，“伯庸”二字再次收短。经过匠心处理的诵读，抑扬顿挫，盘桓折转；珠玉落盘，余音绕梁；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收非歌胜歌之效。

曾老师家庭情况似乎有点神秘。系里老师都知道，师母平日生活讲究，极爱干净，大门口和卧室门口都放着拧干的湿毛巾。曾老师担任中文系的副主任、主任很长时间，自然杂事不少。系里如果有人去找他，基本都是在大门外面走廊上处理，说完走人，一般不会邀你进到家里。那时，我兼中文系的科研秘书，跑跑腿，做点事。一次临时有事去见曾老师，果然如此。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曾老师，还颇有微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理解他。我曾有幸看到他们夫妇二人，在楼前的小树林里摆一小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茶水，慢慢享受二人时光。说实话，师母人不算漂亮，但有气质。那份浪漫温馨，着实让人羡慕。

几年大学课程中，收获最大的是郭双成老师的《毛泽东诗词研究》。他把毛泽东诗词放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研究其继承、转化、创新与发展。许多同学因为听了他的课而喜欢上中国古代诗词。

记得第一次上这门课，他先介绍自己，说完名字之后，随即板书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两句诗：“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并且在“双成”两个字下面画了横线，说：“我的名字就是这两个字。”他讲课时多数时候低着头，眼睛不大看下面的同学。说完上面一句，他抬起头微笑了一下，随即又低下了头。可能是诗中的“双成”是一年轻女性，郭老师在以诗句介绍自己名字时，显得多少有点害羞。

郭双成老师简单纯净，心无杂念，全部心思都在学问上。他曾经做过河南省人大代表，他说自己难以适应这份荣誉。过度的透支拖垮了他的身体，他病倒了。住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继会呀，不要学我。先要长寿，再说教授。”我听说，这个话他对许多去医院看望他的人都说过。他走得有点早。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直到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想想，不免让人黯然神伤。

去年回校参加文学院的活动，得以见到俞绍初老师。看到他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心里为他高兴。俞老师的“文选学”研究、建安七子研究著述颇丰，在学界广受好评，泽被后学。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研究机构“文选学研究会”能够设在郑州大学，由俞老师担任首任会长，可见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祝福俞老师福寿绵长！

我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也是中文系的中坚学科。年长一些的郭兆儒、田泽芝老师为学科奠定了良好基础。郭老师对新诗，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有着专门的研究。他在中外文化背景下，考证了凤凰的传说及其变异，独有见地。郭老师喜欢新诗，创作新诗，听说有诗作发表。他的身上洋溢着诗人的气质。那么大年龄了，有时说到激动处，还不免肢体微微抖动，满脸涨红。

刘济献和孙浩老师当时还在中年，正是人生的好时候。刘老师对于现代文学资料的熟悉与运用，让人叹服。他曾经整理出版了《徐玉诺诗文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刘老师不乏幽默感，只是不常表现出来。当时，他住在西生活区第一排中间单元的一层。一次去他家里求教，离开时，他送我出来。看到我走路两肩不平，刘老师随口说道：“左肩高右肩低，家中必定有贤妻。”然后相视而笑。那时，我还没有女朋友。后来成家了，妻子聪慧善良，婚姻幸福美满。有时，我就想，莫不是应了刘老师预支的祝福。

刘老师是河北人，善良、板正、率真，身上有着燕赵余韵。有时又因为过于执拗、缺少变通而伤及亲友。女儿自由恋爱，最初他不能接受，不受礼品，拒女婿于门外。还好，最终还是认了这门婚事，而且关系处得不错。

孙浩老师在鲁迅研究上收获颇丰。说来我们之间还有一段学术佳话。大约在1980年，我在刊物上发表了《〈阿Q正传〉研究二题》的文章，否定了传统认为小说肯定了阿Q的“革命”和“质朴”的说法。孙老师撰写了《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那时，我还不太习惯商榷这种形式，又是自己的老师，心里一直觉得是个事情。但孙老师是过来人，习以为常，云淡风轻。后来慢慢明白其中道理，便感到了其中的温暖和亲切。

孙老师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于京剧，操得一手好琴；于篆刻，有印谱结集，题为《人镜庐印选》。印谱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杨嘉仁老师作序，第一部分集录他的各体书风的印谱，琳琅满目，各逞其妙；第二部分是关于篆刻的长文，其中有篆刻知识的梳理，也有他冶印的经验和感悟。孙老师专门题字送我一本。至今，我仍然保存着这册印谱，不时还会去翻翻看看。

回念当年从读书问学到日常生活，老师所给予的种种关怀，不能不提到一件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事。1977年仲夏，我因一场交通事故住进了医院。此事惊动了整个中文系。老师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家人，关心、探视、问候，送来在家煲好的鸡汤和精心做好的饭菜。一个刚刚留校、不曾对系里有丝毫贡献的人，却受到了最贴心的呵护，而我却一直没有正式答谢。今天，我愿借此机会，向我的母校、向依然健在或业已仙逝的老师，表达我最真诚的感激和敬意。

毕业廿年返校在南校区北大门合影留念，左起陈继会、艾学远、陈西岗、王中山、孟京元

为了寻回忆旧文章的现场感，我又一次回到郑州大学南校区。我在校园默默地行走，脚步轻缓，思绪飞驰。“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楼宇依旧，物是人非。忽忽半纪，文科楼上当年风华正茂的男生女生，风流云散，不复当年。逝者已远，生者无不步入桑榆晚景。此时此刻，我多想备上一壶老酒，携同学旧友，一道登临文科楼顶，把酒临风，漫忆校园生活，重温往日时光，再叙昔日友情。

母校，最忆文科楼。

2025年初秋，于郑州东区

陈继会，郑州大学中文系1973级本科生，曾任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